木作

　　□Gary Marcus
　　最近，“科學”受到了不少衝擊。《經濟學人》最近一期封面故事稱：“現代科學家設想了太多東西，卻沒有證明多少。”幾天前，科普作家約翰·霍根在《科學美國人》雜誌發表文章，反思了他在30年職業生涯中所見到的科學的連續失敗。他對自己的職業生涯進行了“考古性的地層發掘”，然後目瞪口獃地發現自己為什麼“對科學如此挑剔”。
　　所有的“突破”與“革命”都顯得有些天花亂墜：弦理論和其他“關於所有物體的理論”，自組織臨界現象和其他複雜性理論，抗血管生成藥物和其他可能“治愈”癌症的療法，可以使抑鬱症患者“心情愉悅”的藥物，導致酗酒、同性戀、高智商和精神分裂症的“基因”等。
　　這些都是真實的。弦理論還沒有（也許永遠也不會）像人們期待的那樣，解決基本粒子的問題。複雜性理論也一樣沒有解決。人們還是會得癌症，選擇性血清再吸收抑製劑（SSRI）這樣的抗抑鬱藥遠遠沒有想象中的那樣對很多人管用。“X基因”這樣的慣用語，淪為了一種空洞的口頭禪。科學家們許諾了太多東西，卻無法一一實現。
　　當然，SSRI對有些抑鬱症患者的確有用。有些癌症，特別是發現得早的話，是可以治愈的，甚至可以接種疫苗來預防。在霍根的職業生涯中，艾滋病從普遍致命發展到可以進行常規治療（只要所在國家能提供足夠的藥物），在霍根開始寫作的上世紀80年代，分子生物學會被後來的發展大大震驚，比如，全基因組測序，以及分子機制的細節；閱讀一本1983年的生物學課本，就好像閱讀二戰前編寫的現代史課本。然後，還有實驗證實希格斯玻色子；測定尼德蘭人的 DNA 序列； 發現控制語言能力發展的FOXP2基因；光遺傳學的發現；發現系外行星存在的確鑿證據。所有這些當然確定無疑是重大突破。
　　這些關鍵的觀察的問題，並不在於它們是錯誤的，而在於它們是單向的。霍根寫道：“令我感到驚訝的是，過去幾年裡，科學界最重大的元故事在於，這一輩人寫下的科學文獻都已過時。”他並不是誇大其詞，而是他還有一半故事沒有講。
　　霍根和《經濟學人》都認為科學的可復現性存在危機。但是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也在大量涌現、快速增長。幾個月後，我重新思考了這個話題，我發現至少有五種新的方法來增加可復現性。此後，這個名單一直在增加。過去幾個星期起碼有三樁新的突破：一項新的倡議，提倡使55項最重要的癌症生物學研究合法化； 新的導航程序，可以允許pubmed.gov發表批評觀點，這是最好的科學搜索引擎之一； 對在一流雜誌分享材料、數據和設計的論文，推行新的獎賞制度，以此推動可復現性。劍橋大學科學家羅吉爾·基維特在一封電子郵件里向我抱怨：“科學批評的途徑比五年前好多了……無聊的發現的半衰期比以前短得多，有些甚至在論文發表前就灰飛煙滅。”科學家對自己的行業的文化認識，至少跟可復現性危機本身一樣重要。
　　旁觀者們對科普寫作保持懷疑和清醒思考無疑是正確的。我有時聽到人們輕描淡寫地說，科學的這個或那個領域“需要大眾化”。但是，哪一種科學真正需要投入大量熱情和大量時間，從各種誇誇其談中發現真理，並將其帶給公眾？學院化的科學論文在這方面做得太少了。
　　與此同時，科學本身很容易被忽略。最細心的科學家和最周到的科學記者都發現，所有的科學都是暫時的。永遠都會有我們還沒有弄清楚的問題，有時甚至會出現錯誤。但是，科學並不僅僅是下一個結論，結論有時會是錯誤的。科學是一套研究方法，包括不屈不撓地對前人的結論提出疑問。你可以同時熱愛科學，並質疑它，兩者之間並無矛盾。　　（原標題：現代科學越來越誇誇其談？）